昨天看专业书的时候竟然睡着了。睡醒后翻了十几页，继续不想看。然后就把李宗陶的访谈集拿出来翻，于是就不困了。人果然是好逸恶劳的，读同时代人的作品就是不怎么需要费脑些，你只需要知道她是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解读就可以。但翻前人的作品，就要调动一切知识储备，要回想那个时代的背景，他的经历，他描述的经历，他影射的含义。精神好的时候会觉得自己铿锵有力知识饱满，精神不好的时候就在某个地方反复停滞不前。

但是早上刷牙的时候我想，为啥呢？我为啥一定要去读些枯燥的东西。心里有千千万万个理由，诸如，经典是经过历史检验的，读评论是吃别人嚼碎的剩饭，所以一定要尝原汁原味的，完善知识结构形成自己的体系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此类种种……但还是觉得不够充分。

出门的时候又否定了自己。心想，他人的经验和知识都是他人的，再经典再真理都是二手的。只有自己的人生体验才是完全一手的。书中那些容易理解的部分，是因为作者的人生经验与自己的那部分相认了，那么，无法相认的部分呢？即使循着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个人经验去理解，真的就能保证不会有误读？

网易科技专栏作者 胡泳

在上周四的财新传媒启幕式上，与王烁、陈彤、王利芬等同台讨论全媒体问题，因为财新传媒打出了两个口号：公信力、全媒体。其实所谓的全媒体，用业界已经约定俗成的术语来说，就是媒介融合。在讨论中有点小小的交锋，全媒体问题被转化为一场关于两个要素的争论：到底是内容重要，还是渠道重要？

以渠道见长的新浪陈彤认为内容为王不足恃，由电视转战网络的王利芬更直截了当地说：传统媒体不要迷信自己的内容。做内容的王烁坚持内容的重要性，但他把我也划作“渠道为王”派，则是误读了我的意思——我认为，说内容为王和渠道为王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真正为王的，是用户。

这也是我对媒介融合的看法。今天中国的媒介融合，很多人把它看成一种硬件的整合或是网络的合一，比如用网络收看电视，但实际上，融合并不发生在媒体设备和网络设施中，不管这些设备有多么先进，而是发生在个体消费者头脑中，以及他们互相交往的过程中。我基本上不同意融合主要是一种把多种媒体功能置于同一个设备或平台中的技术过程的说法；相反，融合代表着一种文化转变，消费者被鼓励寻找新的信息并在散布的媒体内容中建立联系。观众现在在新的媒体系统中工作和表演。

这种工作和表演的情形，用BBC全球新闻部主管理查德·塞姆布鲁克的比喻来说就是：“观众进场了”。观众的进场令传统场地的所有者和主持人焦虑不安，他们会问：在众声喧哗的时候，谁来倾听呢？没有了守门人，谁来过滤噪音呢？

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杰·罗森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新媒体的宣言，题为“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他说，对于新媒体的使用者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是那些处在一个媒介体系的接收端的人们，这一媒介体系是单向的、广播式的，有着很高的进入门槛，少数几家巨头争争吵吵，而大多数人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被动倾听。”而在今天，这些受众造反了，借助于进入门槛的降低，他们要打破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力量对比（balance of power）。新媒体承认各种各样的守门人，每人对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各有各的独特规则，不再承认秉持专业原则的记者的判断。连媒体大亨默多克也承认：“他们现在想要媒体的控制权，而不是被媒体所控制。”

我认为，新媒体的规律有两条。第一，如果媒体把控制权交给用户，用户一定会使用这种控制权，而且会最大限度地使用这种控制权。由此而来的一个推论是：如果你不给用户控制权，你就会失败。第二，如果一个媒体的发行成本和生产成本降到足够低，一定会产生一个利基市场。在这样的前提下，媒体的制作者会出现无限的供应，因而，用户成为了整个新媒体的枢纽所在。从传统媒体转到新媒体，如果不去抓用户而抓别的东西，无疑是缘木求鱼。

新媒体的核心是用户在发生迁移，如果传统媒体不了解这一点，只是去思考怎么把内容和渠道做好，一定会走进误区。如果你的用户本身不是一个有光明前景的群体，你抓住的永远是流沙。这就是我为什么高度赞赏Kleiner Perkins的前任总合伙人Vinod Khosla的一句话： “在5到10年内，媒体的价值将存在于那些培养用户的公司，而不是那些控制内容的公司。”

（胡泳供网易科技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简介：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价值中国网（www.china.net）总编辑。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等,译有《数字化生存》、《未来是湿的》等。

一个小时的讲座很短，顶多算是一个小科普，更何况他说的大部分其实我在他的书里都看过了。倒是对PPT上展示的台湾教科书图片很感兴趣。来之前想买一本书让他签名的，可惜去晚了，书都没来得及买。

作为了解台湾的入门读物《我们台湾这些年》被诟病最多的地方是写作手法太散，但廖先生自己说，就是想以这样接近普通人的风格来写，并不想把它写成一部专著；被了解台湾的资深人士认为避重就轻，比如美丽岛事件、二二八事件都只是一带而过，他对此解释说因为只想以普通人的视角来展现台湾人的普通生活，而政治在普通人生活中占的比重并不那么大。

回过头来看，《我们台湾这些年》在图书界的热销应该和《海角七号》在台湾的热映有一种微妙的相似吧。缺点都是不够严谨翔实或深刻，而使其受欢迎的优点却也恰是如此。如果《海角七号》的浅显接近让台湾草根找到了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或曰草根式的认同）并因此引发口口相传的热潮，那么《我们台湾这些年》则让大陆的普通阅读群对不了解的文化有了一种打开式的认知，而这种打开的方式这么温和，不是上来就同你分析制度的急进，也没有打算和你在政治上探讨冲突，它的温和好似冲到第二遍的茶，不是第一遍的浓郁，但却刚刚好入口。

我喜欢爱憎优缺都十分鲜明的人。贾樟柯是一个。我记得我在看完他的访谈的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很想爬起来写一篇博客，叫《我喜欢的人，他们互相不喜欢》。贾对《色戒》和《梅兰芳》评价很低，理由是对历史的还原感做的不好。大概“还原真实情境”是他最重要的评判标准吧。但我却觉得《色戒》和《梅兰芳》的再创造，并不辱没“好电影”的头衔。有些电影讲现象，有些电影拼心性。呈现和挖掘的是不同层面的而已。按照哲学流派来划分，也不过是一个是唯物主义，一个是唯心主义。两种哲学观的区别，哪有高低贵贱之分。

唯物主义的贾樟柯，把对情境的还原，对历史的记录当做是他电影的基本功能。在他的电影里，人于大变迁的社会情境，是极其渺小的。《三峡好人》有一种让人焦灼的情绪，《24城记》也是，他大部分电影都是，那种宿命一般的生存状态，那种普通人面对变迁的无能为力。

但是，即便在看电影时能够如此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微小，却仍然心有不甘。看《小武》的时候，那种被撕裂的感觉更强烈。为何小武不改变？贾樟柯的回答是，不能让人物本身做出超出他个人经验以外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在小武身上，改变是超出他个人经验以外的，是不可以的？我心有不甘，想要继续追问。

是因为于经历社会剧变的我们这一代人，于在小县城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于渴望阶级流动渴望改变人生轨迹渴望离开县城奔赴大城市的我们这一代人，看着这样无能为力的流放、下坠，有一种投射到自己身上的恐惧。因为恐惧自己成为小武，所以活得这么努力，这么用力。但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么努力这么用力，有一天会不会仍然被社会抛弃。这样的不甘和不安全感互相交织，构成了大部分社会人的焦灼心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贾樟柯呈现的又不仅仅是边缘人，其实也是你，是我。

无一例外地，那些在电影里被社会变迁伤害的人们，最后都选择沉默地沉入漩涡之下。然而他们的沉默，需要有人发现，需要被正视，被关注，被解读。在历史变迁的洪流中，你我都是微不足道的小水珠，随之跌宕起伏。也许贾樟柯所做的，不过是取一捧水，放在显微镜下，让水珠成为可见的个体，让历史变得更有颗粒感，可观可触。如他所说，人是善忘的族群，所以我们需要电影。所以他记录。这样的记录，源自他对生活的体察和理解。这样蓬勃有生命力的电影，源自他面对不堪世界、面对自己的勇气。

从1997年拍《小武》开始，十几年来他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这些面孔。这或者就是他对于自己非常生活的“影像选择”。他选择这些人，选择这些故事，选择正视和直面变迁背后的沉浮。这样的贾樟柯，值得被信任，被期待。值得我们坐在拥挤的礼堂里，听他说上两个钟头，值得我们也心怀敬意地学习消除自己内心曾经无力面对现实的懦弱，重整内心的河山。